引言
20世纪初，近四分之三的上海居民不是在上海出生的：他们来自中国各省，欧洲、美国和日本。上海居民之间分割成各自的社区，彼此间接触也不多。上海就像一座巴贝尔塔（tourdeBabel，指滥用不规范语言的地方），中国人之间因不同方言造成的障碍与欧洲人之间各种语言所造成的困扰一样严重。人们常把这种景象比喻成一幅镶嵌画。实际上把它看作万花筒的图像更显贴切，因为这些社会群体会随着政治与经济局势的变动而变化。在这个大多为临时性居民的社会里，监管机制运作得很差，不论是对那些试图摆脱传统组织束缚的中国人，还是对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当局和领事裁判权管辖的西方人，都一样。
由于缺乏强势统一的地方政府，权威主要是通过代表各个地方利益或专业利益的团体来体现：商会、俱乐部、侨民协会、同乡会馆、秘密社会组织或犯罪团伙，各个团体大都各自为政。不管怎样，上海人的身份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形成。对于外国人来说，最早离开西方世界来此开办公司的先遣人员已经由长期外派人员所取代。这些人非常喜欢已经得到极大改善的城市环境，和他们享有的种种特权。对于中国人而言，则产生出了一种混合着地方效忠观念、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这些观念的爱国主义。
早期上海滩的居民在这个分裂的社会里，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鸿沟始终存在。西方人也越来越多：年有1.5万人左右，而在年则只有人，但他们在当时上海的万城市人口中仅占百分之一强，他们的存在，对一系列社会与制度的变革起到了催化作用，使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城市。他们对当地生活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人数上比其他通商口岸相对多一些，而且还表现在他们中间某些人的高素质。太平天国起义平息后，市面上横行的走私犯、冒险家和洋枪队，让位给了名人显贵。
这个在公共租界安身立命的资产阶级小团体，使人想起16、17世纪汉莎同盟城市的许多特点：珍惜自治和迷恋物质享受，社会习俗保守刻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海外国人的社会是个享有特权的社会。外国人一面强调他们是属于某个民族或某个宗教派别，同时也对他们定居的城市滋生出一种眷恋之情。“上海滩人”、“老上海人”等称谓取代了原先侨民的称呼，成为新社会身份的代名词。在与他们定居的中国社会相比之下，外国人社团显得比较一致。实际上，他们中间因为国籍、职业和宗教等原因，一直存在着很深的分歧。
尽管英国人的重要性已相对减弱，但直到年，仍是人数最多和影响力最大的外籍社群（多人），其成员实际控制着公共租界的市政机构，也享有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国民的威严。围绕在英国人周围还有一个印度人社群，约有1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锡克人，受聘于公共租界工部局担任治安警察，以及许多与英国公司同时来到上海的孟买地区商人。年至年间，一些印度祅教徒成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经济角色随着鸦片贸易一起衰落。上海的绝大部分印度人要么作为租界的雇员，要么从事小本生意，对当地的生活已不构成什么影响。
除了一群来自孟买、但出生于巴格达的欧洲犹太人例外，如沙逊家族。在其他外国族群中，日本人是从年起开始大批移民上海的，清末时已达人左右。他们主要居住在公共租界以北的虹口地区，很少与其他国家的侨民打交道。接下来就是法国人，他们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租界。美国移民的人数与法国人不相上下，其次就是德国人，俄国人则更少。个葡萄牙人形成了另一类社群，他们来自澳门，许多是欧亚混血人，被称为租界里的“下等白人”。每个族群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民族情感在移民中非常强烈。
不过仍以社会上占首要地位的英国人影响最大，由他们负责处理外国族群内部与周围华人社会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论是控制日常生活节奏、改善生活环境、开展娱乐体育活动，还是在外国族群中推广使用英语，英国人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职业上的差别也符合各个民族的差异。大商人和大银行家构成的士绅阶层大多为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年在上海的家外国企业中，40％是英国人的企业。这些商人年轻时就来到上海，在成为老板或大班之前也做过马仔。其中一些人还成为总部设在伦敦或纽约的跨国公司的主要代理人，另一些人也努力为自己的投资赚取回报。
年代起，租界生活条件的改善使他们有条件接家属来同住，这样他们也能够延长居留上海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在上海从事职业生涯。跨洋海运业的发展和国际电报的开通减轻了他们的孤独感：这些“上海人”能有机会返国度假，同时也更容易掌握国际的动态。外交官是另一群有影响力的人物。15个强国作为条约制度的参与方，在上海设立了总领事馆或领事馆。清朝末年，三个国家的总领事馆以其能力和影响享有声誉：它们是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总领事馆。英国总领事馆在上海具有绝对的优势，馆址占地43亩（2.9公顷），地处外滩入口，紧临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
大草坪中央是总领事官邸和领事馆办公用房，具有古典建筑风格的楼房是在年至年间建成的。通过考试招聘的英国领事，常常是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相对于英国的同行，法国的领事一般只把驻节上海和中国当作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不过，法国领事也有幸得到一批素质很高的汉学家从旁协助，这些汉学家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了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教授。在俄国总领事馆内，有圣彼得堡东方学院培养的一批专家。年，俄国领事馆的一位秘书，哈格尔斯特罗姆（V．V．Halgelstrom）与人合著了一部书：《当今中国政治组织之现状》（PresentDayPoliticalOrganisationofChina），成为历代官员、记者和历史学家的重要参考书目。
自由业者还为数不多。早期的医生大都隶属于海军，如法国医生费朗索瓦·萨巴蒂埃（FranoisSabatier）和保罗-爱德华·加尔（PaulEdwardGalle）。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上海只是做短暂的停留。几位定居下来的人，或开办私人诊所，医院工作，或担任行政职务。爱德华·汉德森（EdwardHanderson）医生从年到19世纪末一直在上海行医，成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卫生问题的专家。路易·皮雄（LouisPichon）医生在法租界也担任类似的职务，而罗伯特·雅米森（RobertA．Jamisson）医生则致力于行医和著书立说，他为海关总署撰写的《医学报告》（MedicalReports），被视为国际上重要的参考资料。
如果人数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有时还要出任行政官员，那么传教士与行政圈子交叉就显得更为明显，特别是年中国基督教布道大会决定加强传播福音之外的慈善行动（如教育、卫生）后，这种现象就更加突出。依靠对华条约的保护，尤其是年的《北京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得到了迅速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派在上海都有分支机构，上海也因此成为中国主要的传教中心。早在巴富尔[5]上尉之前，伦敦传教会的麦都思神甫（WalterHenryMedhust）和雒魏林神甫（WilliamLockhart）就已来到了上海。
半个世纪后，上海拥有上百个耶稣教会，大部分由英美传教士主持。他们创建学校、医院、诊所、卫生站和出版社，不仅出版圣经，还印制了大量西方科技书籍的中译本。传教士中有许多学术专精的优秀人才，如美国教育家丁韪良（W．A．P．Martin），美国出版家林乐知（YoungAllen）和主持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编译处20年之久（～）的英国人傅兰雅（JohnFryer），以及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andForeignBibleSociety）的传教士伟烈亚力（卫礼，AlexanderWylie，～），这位传教士于年在上海创办了首家半现代化的大型印刷厂。
结语
天主教会中影响力最大的是耶稣会。从年起，天主教会决定重新发扬利玛窦的传统。在沪西徐家汇中心的圣依纳爵天主堂周围开设了育婴堂、印刷所和气象观测站。年，又创办了震旦大学（UniversitéAurore）。法国人是天主教会中的主要神职人员。年，北京条约使法国得以保护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历任法国驻沪领事都满腔热情地履行这方面的职责，直到年法国政教分离法实施后，才最终把外交和传教事务彻底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