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晴锋(-)，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性别研究、社会学理论。
摘要：自从坎迪斯·韦斯特和唐·齐默尔曼的《做性别》一文发表以来，性别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范式革命，即社会性别从一种“结构性规定”转变成“互动式达成”。“做性别”视角强调性别的互动性、情境性等特征，性别成为不断进行过程中的社会互动的产物。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在反思“做性别”视角的基础上形成了另外两种性别研究范式，即“消解性别”和“再做性别”。这三种性别研究范式可被统称为“性别互动论”，它们都强调性别的达成、解构或重构是在情境性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性别互动论的意义在于重新将性别斗争权力归还给个体，使每一次日常互动成为潜在的重要赋权机会。该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的性别阶序及其运作机制，并促成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
年，坎迪斯·韦斯特(CandaceWest)和唐·齐默尔曼(DonH.Zimmerman)在性别研究的重要杂志《性别与社会》(Genderand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论文《做性别》(“DoingGender”)。作为当代性别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该文指出性别不是“我们是什么”(somethingweare)，而是“我们做什么”(somethingwedo)。《做性别》一文的颠覆性意义在于，它强调社会互动的重要性，性别成为不断进行的社会互动之产物，从而揭示出性别研究中存在的一味强调社会化以及结构取向的缺憾。然而，由于该视角强调性别化的社会互动模式的呈现，容易使人忽略性别压迫系统的社会变迁，因而成为一种关于性别持存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保守性倾向，引发了学术界对“做性别”视角的争论与反思，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另外两种解释范式，即“消解性别”(undoinggender)和“再做性别”(redoinggender)。尽管这三者对性别的施为方式具有不同的理解，但它们都是关于性别不平等的微观机制研究，都认为性别的建构或解构是在互动过程中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性别存在方式可以并行不悖。本文以“做性别”视角作为理论出发点，结合“消解性别”和“再做性别”视角，在此基础上提出“性别互动论”(genderinteractionism)，以此探讨性别不平等运作的微观机制。一、“做性别”的理论意涵在西方历史上，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质疑、反抗和颠覆既有性别设置的意识形态。其中，第二波女性主义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从观念上区别“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即区别与性别范畴相关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及其相应的社会文化意义[1](P28)。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生理性别是先赋性的，包含荷尔蒙、生理机能以及解剖学构造等生物学因素；而社会性别则被认为是后致性的，通过社会、文化和心理等方式建构。然而，关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这种简单区分容易造成困惑，因为生物过程与文化过程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生理性别很难被看作某种“给定”，社会性别也并不完全是“后天获得的”。对此，韦斯特和齐默尔曼区分了三个相互独立的分析性概念：生理性别、生理性别范畴(sexcategory)和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指通过运用社会公认的生物学标准将人分类为女人和男人，其分类的标准可以是外生殖器或染色体，但生殖器的外在形式与染色体类型之间可能并不一致。生理性别范畴是通过运用生理性别的标准来实现的，但日常生活中是通过社会要求的认同展示来确立和维持这种范畴化的。而社会性别是根据与一个人的生理性别范畴相符的态度和活动的规范性观念来管理情境化行为的活动[2](P)。韦斯特和齐默尔曼试图对传统的性别观念进行理论重构，他们将“社会性别”重新理解为一种嵌入在日常互动中的“惯例性达成”(aroutine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