颈部出现白癜风 http://news.39.net/bjzkhbzy/201031/8353912.html编者按：在哲学宗教、诗学语言、社会文化层面，以“我和我们”为题展示九零一代青年诗人的思想见识，旨在碰撞，引发争议。一代人何以成其为一代人，以社会学口述史方法去研究，去量化，对什么是有效的？对什么是无效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诗的好与坏，可以否定一首诗，但并不能否定一个人像诗人一样的存在？我们要么退守纯诗写作，要么张扬某种现实立场，似乎惟独失去了中间具有包容力和理解力的文化生态。五四一代倡导新文化运动，我们现在欠缺的是不是还是这个“文化”？由我复制出无数个我，这是不是我们？我成为我们，是不是人类共同体的基因？一旦共同体发生灾难性毁灭，我何以承受？当我把“我们”变成“他们”，能否维持个体自身的独特和尊严，重回一个和谐的“我们”，而不是一个暴力的“我们”？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驱逐诗人，当诗人被真正驱逐后，哲人王自己戴上了诗人的面具。诗人不想面临真正的流亡，必然选择内部的流亡。修辞立其诚，常常是立有何种的“实”，便暴露出何种的“辞”。如果一个人以为他的虚辞只是随便讲讲敷衍别人，那他就错了，他将在自欺的路上一去不返。自己饿着肚子，老想解决别人的精神饥饿，我们就是这么拧巴。远离“我们”，健康一生。实在不能远离，那就偶然相遇。“我们”像一个发不出什么声响的唇形。陈家坪：我想问一个观念意识上的问题，关于我和我们，你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吗？吴立松：首先我否认这种判断，诗人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将个人我和“我们”融合在一起，有些诗人的创作很主动地替大众发声，或者表达集体性的经验，这点上已经很明显地与“我们”发生了联系，例如在诗歌中出现“我们……”之类的句式，也有些以“我”为单位表达一些个体的处境，以达成控诉、反思之类的目的，例子太多不胜枚举。但我这里更想谈的是被动性的例子。我近两年再也不焦虑于自我与集体之间的对话缺失，因为“我”的体验实在就是“我们”的体验的组成部分。首先“我们”不是众多“我”的累积，是一种具备想象力基础的产物。我更愿意把“我们”换成“人类整体”这个概念来谈。无数的人拓展了人类觉知的边界，无数诗人也拓展了诗的边界，也即人是有超越的本能的。当然并非人人都具备施展它的能力，就是用一个被用到烂的例子来说，建筑巴别塔的人并不是人人都可为的。我非常清楚您这个问题提出的背景，自然是现在诗歌写作者过度沉浸于个人世界的表达，而没有任何诗歌上的野心，以及对于现实的关切。这点我也很厌恶，但是从实际来说，任何时代写作者的群体中大多数都是平庸无能的，永远追随于潮流。当然潮流不一定是一种确切的概念，因为小众的也会有机会成为主流，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自省精神，所做的事情都是从众的。所以即便是追求纯诗的诗人也得反思，我们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世人或者诗歌同行对我们充满了误解，可能问题就是出自我们本身。前段时间我写过一段话：“旁征博引，包括电影选配乐，无异于也是一种对于他人智识和天赋的占有，这都是聪明的作者的做法，就连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用巴赫和贝多芬的音乐也不例外。本质上是这样，带着自私的强暴性。不过作品脱离了作者之后，它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虽然创作时充满自私性的杂糅，但它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无私的人类整体的精神高潮。每个创造的人都是巴别塔建设的一员。”因此我觉得与其讨论“我”和“我们”这种无聊的问题，不如讨论什么才是有创造性的创作。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乡愁》截图“疯子”多米尼克发表完一段末世演讲后自焚此时广场上响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陈家坪：你和我，我和我们，这似乎是一个写作者必然会面对的一种意识觉悟，你们年轻一代诗人，是不是普遍缺乏这种意识？张小榛：是否“普遍缺乏”我不知道，毕竟我也不能代表全部的诗人。不过我遇到过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的一位哲学家朋友在读完我的诗之后，严肃地跟我说，没有“我们”，共同体都是不存在的。单纯从经验上说的话我倒认同这种观点，不是从“我/他（们）”分野的意义上，而是从社会网络的意义上。人类社会并不是一碗一碗的米饭，由一个个分离的共同体构成，而是一张彼此相连的大网，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疏。共同体，或者“我们”，更像是无视掉自我的心灵壁垒、从宏观角度对这张网密集之处模糊地进行描述之词。诗歌本身并不排除对这种模糊关系的书写，在诗歌中处理好如真实人类社会般暧昧的共同体关系同样需要水平和勇气。发掘社会网络中天然的疏密特质并用诗性处理这种特质，也是有史以来诗人的职能之一。不过每次使用“我们”概念时至少要想好这个共同体的大概范畴，如不仔细使用，便容易陷入相对之中而失去纯粹。人和写作很难像早上九点钟的哲学家绕城一周那样，把自己从关系的网中拔出来，用完全疏离的方式看待自我和他者。或许在很多诗人的观念里面，强行将他人纳入“我们”是一种语言的霸权，诗人应当与他者保持距离，并用与他者的张力甚至对抗来构建自我的主体。这种操作应当时常进行，但不应当被绝对化成“诗人不得不如此”的高蹈。东亚古典哲学对人类社会关系的理解迥异于西方。一个教英语文学的老师曾说，中国学生面临《俄狄浦斯王》这种悲剧最普遍的疑惑之一是：为什么俄狄浦斯与素不相识的父王在路上相撞的时候不能各让一步，而非要用斗殴来解决问题？如此看来，诗歌中过度展现的主体性一旦与日常中的所有他人两不相让，也可能成为暴力，让人在歇斯底里之中忘掉其他可能性。截然破立是美学，和光同尘也可以是美学。油画《俄狄浦斯王》陈家坪：你是怎么理解“我和我们”这样的写作观念？侯乃琦：“我和我们”其实是自我认知的一种方式，即诗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时代生活中所处的位置，进而便于自我认知。这种意识与其说是普遍缺乏，不如说，现实中一些诗人在写作过程中或许产生了一些“幻觉”，或者说产生了一些存在偏差的认知。每个人都在纠结自己所看到的现实：那究竟是确切的现实，或是媒介之下的现实，或是某种滤镜之下的现实。这些谬误会不会对于“我”产生影响？由“观自在”的方式可知，对于“我”的认知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观照，不应存在于同类事物的比对之中。对诗人而言，可以理解成对自身潜在写作资源的深度开掘，开辟独特的写作路径。对于“我们”这样的“想象的共同体”，个体或许或多或少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联。首先，“我”不应被群体的“我们”所吞噬。然后，这个“我”加入“我们”的方式也许是反其道而行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原本是纠缠的——诗歌文本中的现实究竟是真的现实还是“诗歌现实”？写诗是相对悬置于现实生活之上，却又扎根于现实。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同时代，也可以理解为同时代一切影响着诗歌的东西。陈家坪：在诗歌创作中，关于我和我们，你有什么体会？罗曼：得承认，“我”总是处于“我们”之中，“我”无法脱离“我们”而存在，你我都处于当下这个时代，没法跳脱这个时代，很难背叛原生家庭，跨越阶级、年龄层，你我不可避免地置身某一群体。写诗这件事上，我比较疏离于群体，尽管从事诗歌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