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跨文化研究》总第8辑（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60-页。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旭教授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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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言
本文为年10月12-13日上海大学“法国理论在中国”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稿。感谢PhilippeSabot、AnnaSauvagnargues、JulianBourg等人的评论以及上海大学卓悦教授的邀请！部分内容也在云南大学的讲座“从规训到治理术：福柯晚期权力分析范式的一个转向”（年11月）和湖南大学的讲座“从海德格尔与韦伯到福柯与施特劳斯：四十年西学东渐史”（年12月）中讲过，特此感谢云南士恒基金会和湖南大学文晗的邀请！
导言
美国人称之为“法国理论”（Frenchtheory）的当代法国思想（列维-斯特劳斯、巴特、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等人的哲学）在中国这三四十年，正赶上了中国当代思想学术传统的一个建构与重建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人们有时候称之为“西学东渐”、“西方化”、“与国际接轨”或“拿来主义”，这种讲法忽视了我们学界出于现代中国的处境与问题积极求法于西方的主动进取性和文化自觉性。“法国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并非新潮知识话语与知识界上一代陈旧的传统学术之间的代际之争，就像是在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之争、拉康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之争、罗兰·巴特与皮卡尔之争、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福柯与萨特之争等等，而是不同国家（主要是德法英美）、不同时期（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不同领域（哲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社会理论、*治哲学等）以及不同渠道路径（从美国转手的或直接从德法等引入的）的知识话语同时涌进中国学界形成了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充满张力的话语场域。[1]因此，要对“法国理论”在中国这三、四十年的接受史做一个话语竞争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和哲学领域对“法国理论”的认知、接受、适应和反应，而无视整个学界各个领域的知识更迭和思潮走势，也不能仅限于对知识话语的理论分析而无视学术思想场域的文化意识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对于话语构成的影响。因此，为了分析中国当代学术传统的建构及其问题意识，很有必要确定几个思想人物作为路标来勾勒这三、四十年来思想波动的方向和转向，也有必要设定我们关切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为支柱来支撑起叙述整个当代学术思想传统建构的框架。可以泛泛地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有两次文化运动和一次反文化运动，第一次文化运动是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一场反文化运动，而结束文革之后八十年代中国又迎来第二次“文艺复兴”。在现代学术思想传统中断三十年（-79）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我们在当代中国思想学术传统的建构与重建过程中对西学的狂热吸收是以前各个时代所前所未有的，其势头犹胜于一百多年前曾、李、左、张等人推动的洋务运动，作为我们的“异己之学”的西学成为过去四十年当代中国建构自身思想学术传统的核心，中国自身儒家思想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而落入边缘地带。在过去四十年当代中国建构自身学术思想传统的过程中，可以大体上以十年为一个阶段粗略分为四个阶段，而每个十年段又可以挑出一两位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巨人作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学术范式和基本问题意识的指引者和路标，他们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以及德裔美国*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可以说，这几位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巨人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场域的基本格局。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阶段性波动，既受到西学知识话语不断更新的推动，也受到我们自身的历史处境和*治意识的激励。在过去四十年的第一个十年间（-89），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和《美的历程》（）率先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一阵新风，引发起无*治化的“康德热”、“美学热”和“文化热”，与此同时围绕“人道主义”和“人学”的主题还兴起一股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的热潮。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三联书店出版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成了在纯哲学上终结康德、尼采、萨特等的重量级人物。八九事件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99），随着苏联东欧剧变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学界大行其道，社会理论以及哈耶克、伯林、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的自由主义*治哲学成为整个九十年代的主流学术范式，其中韦伯的社会理论和福柯的权力分析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替代者成为整个九十年代炙手可热的理论分析工具。在第三个十年间（-），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之后施特劳斯的古典*治哲学在中国学界突然兴起彻底地改变了整个中国学界的学术思想场域。九一一事件让学术思想的*治立场分化日渐明朗起来，逐渐形成了自由派、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相对于八十年代的去*治化和九十年代的自由化的趋势，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学术思想界开始一个重新*治化的时期。此时施特劳斯的古典*治哲学的引入，不仅强有力地支持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激励了中国儒家思想传统，尤其是经学研究的复兴，而且也推动了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批判方式的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的批判，推动了*治保守主义日益走向成熟。到了第四个十年（-19），随着年以来中国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治保守主义已经汇聚了民族主义、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等诸多思想资源而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十分重要的立场选项，而年掀开序幕的中美贸易、科技和制度的冲突更是将中国学界的